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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6-26 03:45 点击次数：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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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宜会战中的宜昌保卫战，成为检验18军实际战斗力的一项“试金石”。如果这场战役胜利，18军就能名副其实地站稳主力军的地位；反之，即使名声在外，其实力也将暴露无遗。
事实上，18军在宜昌保卫战中表现得极为糟糕，除了脸面丢尽之外，陈诚的治军能力再一次暴露无遗，深刻暴露了他的领导短板。许多人开始质疑，除了扩张实力，陈诚究竟还有什么能耐？即便你能迅速扩大部队规模，最终这些庞大的力量又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呢？
这一情形显然是一个危险信号。如果这种看法在蒋系内部得到广泛认同，那陈诚的政治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，一旦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动摇，那么等待他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表现突出、在淞沪会战中出色的18军，在枣宜会战中却表现得如此糟糕呢？分析其中原因，陈诚的治军理念无疑是关键之一。
展开剩余79%从严格的角度来看，陈诚的治军策略并非以精兵强将为目标，而是倾向于扩张型的路径。他从18军起步时的一个师，迅速扩充至抗战爆发前的八个师，抗战初期由一个军扩展为三个军，到抗战结束后，陈诚依靠这一扩张路线，将18军发展为十个军。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他的扩张型治军理念。
陈诚深知，如果他要成为蒋氏重用、能与何应钦抗衡的接班人，唯有通过扩大军力来彰显自己的存在。因为在黄埔系中，他的资历远不如何应钦。尽管何应钦曾因多次得罪蒋介石，甚至背叛过蒋氏，但他在黄埔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地位始终未动摇。这种历史背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，蒋介石也无力撼动。
因此，为了满足蒋介石对他能与何应钦抗衡的要求，陈诚只能通过不断壮大自己的兵力来实现这一目标。然而，这样的做法显然也带来了不小的隐患。
想要有效管理一支部队，必然需要一些核心力量。可是，陈诚所依赖的核心力量只能从18军中调集。这导致每当陈诚收拢一支新部队，18军的其中一个已经训练好的师就必须被替换出去。结果，18军除了11师外，其他两个师频繁进行替换，常常需要每隔半年到一年就进行人员调动。
这一做法对于“土木系”的中下级军官来说无疑是好事，因为每一次调动都意味着职位的提升。但对于18军整体战斗力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。虽然18军名义上是一个下辖三师的甲种军，但其实际战斗力连一个乙种军都不如。如此形势下，它根本无法担得起“五大主力”之名。
若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战斗，18军的不足可能不会显现，但在枣宜会战的宜昌保卫战中，这些问题却被无情暴露了出来。
1940年初，受德国闪电战影响，日军决定在中国战场也有所作为，计划于4月对第5战区发起攻势，回应德国。然而，在日军准备之际，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已提前得到了情报。蒋介石与李宗仁商量后，决定不等日军发起进攻，而是提前布置兵力，准备在日军攻势到来之时，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。
李宗仁的部署如下：
1. 以黄琪翔的11集团军派出第84军防守襄花公路正面。
2. 以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防守襄河东岸。
3. 以张荩忱的第33集团军防守襄河两岸。
4. 以孙仿鲁的第2集团军防守桐柏山区。
1940年5月1日，日军如约出动，仍然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。由于李宗仁早已洞察日军意图，指挥部队成功脱离日军的包围圈，打破了日军在枣阳一带歼灭第5战区主力的计划。
按常理，日军应在经历了12天的战斗后撤退。但令李宗仁吃惊的是，日军不仅没有撤退，反而加强了对枣阳一带的兵力投入。李宗仁立即停止追击，却被日军的猛烈反扑所逼，接连占领襄阳、樊城，并直接向老河口和均县推进，意图摧毁第5战区指挥部。
至此，蒋介石与李宗仁都感到疑惑，无法理解日军的真实意图：他们是要歼灭第5战区主力，还是想进一步侵占宜昌？这成了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。
事实上，连日军的指挥官园部和一郎也未能明确自己的目标。在作战前，他们的目标是歼灭第5战区主力，这也是武汉会战后日军常用的战术。因此，日军的兵力配置和后勤补给都围绕这个目标进行。然而，在是否攻打宜昌的问题上，园部和一郎并未达成共识。原因主要是日军的战力尚未达到占领并守住宜昌的条件。
尽管如此，随着战局的发展，日军逐渐加强了对宜昌的关注。特别是日本海军对陆军施加了巨大的压力，认为通过占领宜昌，不仅可以作为轰炸重庆的中转基地，还能在长江沿岸重新获得战略优势。这一因素最终促成了日军决定发起攻占宜昌的行动。
与此同时，李宗仁也在努力推测日军的意图，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。他决定从江防军中调集第75军和第94军，准备在襄樊以北的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